香順

身在南洋心在家，未知何日转中华

     ——南洋自梳女侧记

两年前，在新加坡那座小楼里见到区月爱的时候，她已经是八十七岁了。米寿之人，神清目明，腿脚灵便，花白而稀疏的头发梳得服服帖帖，在脑后绾起圆圆的发髻。听力虽不如从前，思路倒是很明畅的。

      和区月爱同住的刘宝珊，与老人并无血缘，将两人扯在一起的是那份形同母女的主仆情谊。“人生如梦，一樽还酹江月。”这其中原委还要从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说起。那时的中国，充斥着战乱、割据、贫病和饥饿。因此很多国人为了生存，只能狠心撇下家小，背井离乡，漂洋过海到异邦讨生活。与亲人临别时道的那声“珍重”里，暗藏的对相逢时刻的憧憬，往往难以实现，成真的却是一世悠悠乡愁。

其时，年仅廿一岁的区月爱，也因家境困窘，不得不跟随浩浩荡荡的打工人潮，从家乡中山海州登上了客船，经过七日海上飘摇，只身来到了正在日治时期的新加坡。初履斯土，举目无亲。最初，区月爱经同乡介绍，在一间洋行里给英国人做事，一年之后，机缘凑泊，才开始了她和刘家跨越一个甲子的缘分。照看了刘家三代人，眼看他们从蹒跚学步到今天成人成事，流年匆匆，区月爱也从皓腕凝霜雪的妙龄芳华步入了满目华发的耄耋之年。

刘宝珊是公馆里的大小姐，她四岁的时候，区月爱走进了她的记忆。那是公馆的鼎盛时期，深院大宅四周花木万千，气派而娴雅，是典型的南洋富贵人家。至此，区月爱穿起对襟白色柳条衫，黑色短脚裤，梳起一握又浓又黑又亮的长辫子，担起专门伺候刘家小姐、少爷的职责。

日子在南洋多雨的季节里静静滑过。区月爱的偱规守礼心细手巧在那些琐碎家事中，体现得淋漓尽致，很快，刘府上下对这位新来的广东女佣建立起了最初的好感。经她熨烫的衫裤，笔挺潇洒，至今让刘家姊弟念念不忘。区月爱和刘宝珊现在住的房子并不是原来那座前后带花园的洋房。几十年前，刘家老爷商场失意，一盘买卖终于经营不下去了，只能典了大宅还欠款，全家十几口人仅靠宝珊每月不多的薪金和一点积蓄艰难度日。斗转星移，老爷、夫人先后下世，区月爱跟着小姐、少爷搬了好几次家。前不久才和宝珊一起迁到现在这幢楼上。提起老宅的风月，区月爱似乎比刘宝珊更动情更怀念：“那时烫衣服不像现在这样，只是小小一块烫衣板。而是有专门的房间，很大的台面，那样烫起来很方便。”

在那个贫瘠、朴实和善感的年代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经常浮荡着浓浓的关爱和深深的恳挚。天长日久，区月爱完全融入了大家族的生活，也逐渐适应了当地的风物。可这并未减轻她对故土的思念对家人的牵挂。不知不觉在此间走过六十五年漫漫人生路，风雨踯躅，区月爱到老都认为新加坡不过是她权作居停的淘金之地，这里的金谷衣冠玉楼粉黛统统与她无关，更遑论将其冠之以“家”的称谓。在她心中，只有家乡的离亭风笛远寺霜钟才是她始终的牵念。在刘宝珊的印象里，区月爱从来勤俭，极少见她为自己添置衣物，省下的钱基本都汇寄家乡贴补家用了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新加坡从马来亚联邦脱离出来，自立门户。年轻的国家，在摸索中成长。百业待举，黎民生活清苦而单调。像区月爱这样的“住家工”，薪水极微薄。因此，她再省吃俭用，也只好隔两、三个月才往家里寄钱，每次两三百元不等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新加坡搭上第三次科技革命最后一班快车，经济开始起飞，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，百姓生活大大改善。区月爱也和全体新加坡国民一道体味着政府振兴经济带来的硕果，加之刘家体恤，薪水翻了好几倍，寄回老家的钱款，也从原先几百元逐渐增加到几千元，最多的时候曾有万元之巨。这一笔笔的款项，越过千山万水，扶助着区家老小躲过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、国共内战，捱过建国初期因频繁政治运动导致的国内经济严重衰退，挺过颠倒是非黑白让无数人万念具灭的漫长十年浩劫，终于迎来中央转变治国方略，一心振兴经济的改革开放时期，中国人仿佛瞬间望见了期许多年的国泰民安。

这时的区月爱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。“一分是流水，二分是尘土，不觉的春将暮。”人生旅途恍然走了一半，她仍是孤身一人。四十岁那年，区月爱决意“梳起”，正式加入了自梳女的行列。

自梳女，又称马姐、姑婆。源于清代末年，是指女子束髻梳起，终生不嫁，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风行。正值人生最好时光的妙龄女子决心“梳起”，大多是生计所困。那时，像区月爱这样成为自梳女的中山同乡不在少数，大家骈首抵足，无非求的是减轻沉重家庭负担，好让日子过得宽裕些。

问及区月爱对当年这一决定有无悔意时，老人语调平静而笃定：“心意已决，从不后悔。”再问缘由，老人反问：“门当户对，我们嫁人只能嫁同样身份的人。有了家庭，开销增多，哪里还能有闲钱帮补中国的家人？”听者默然，良久无语。岁月无情，沧桑如梦。老人风霜荏苒的脸上仍依稀辨得出当年清丽标致的模样。

与其他自梳女相比，区月爱的晚年生活详宁有致。如今，闲来无事，区月爱便给自己做衣服以打发辰光。摇起那架老式缝纫机，叮当作响，我们恍惚瞥见旧时月色下粉粉冷露里，区月爱静静伫立窗前遥想伶仃洋畔老迈的双亲，满心飘零的家国之思，孤寂的背影让月光拖得长长的。

      谈及家乡，老人那张原本安详的脸一下子变得灰暗，声音随之沙哑，眼睛里泛起薄薄一层泪影，就像远山披上了迷濛的雨雾。这几年，区月爱的身体大不如前，听力渐渐衰退，需要配带助听器才能与人正常交流。现在带的这个是宝珊买的。也许是听力衰退加重了，那天的谈话中，区月爱多次将不同的问话误解成这样的问题：她何时会再回中国？老人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向我们解释，她最近一次回国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……

人生无常，对于区月爱这样身处异乡的暮年老人，百年之后身归何处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。刘家姊弟一心想陪伴区月爱终老，如此体贴，让老人十分感念，但是，她似乎并不愿意：“毕竟是主仆关系。我不能照顾自己了，就回中国，不能拖累人家。”这一辈子，区月爱改不掉害怕麻烦别人的固执。

站在新加坡的街头，环顾四周耸入云霄的簇新高楼，我们大声问区月爱，新加坡建成享誉世界的花园国家，她们这些自梳女算不算也贡献了一份绵薄之力？老人沉默了好久，才缓缓说道：“虽然我们人在新加坡工作，但心还是在中国的，都是记挂着家里的。‘身在南洋心在家，未知何日转中华’，我们这些老姑婆是这样讲的，心里面痛苦，人家都不知道。” 老人话音未落，我们心头一阵怆然，不忍再追问下去，连忙结束话题和她话别，叮嘱她千万保重，生怕老人再动情伤了身子。

      你其实只需要给出一个明确答案，我便会朝着那个目标笃定的走下去。

      一个星期前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让我彻底无语。高烧已经很多年不曾试过了，所以那些病征根本不能引起我的任何注意。那天，这座城市或者说这个沿海大省正在经历一则消息带来的震荡，风波之后应该是长远的伤筋动骨。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，黄昏之时，这座城市的天际挂起了两道久违的彩虹。
      高烧的第二天，我仍然满世界疯跑。上午在洋溢现代艺术气息的工业园区，听那位胖得很敦实的企业家，行云流水般述说如何带领他的团队避过危机逆势上扬；下午辗转某酒店，看一群中小企业主在水晶灯下琢磨如何用股权来卖钱，好撑过这段没有时间底线的萧条。在去那家酒店浪费生命之前，不断攀升的体温警告我，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禁止它继续飙高。于是，我花九块钱买了一盒退烧药。我从来都抗拒这些名字读起来不押韵、一点不具美感的西药，吃下它们，我总觉得自己囫囵了一长串化学方程式，而且还是没配平以前的。
      吃完药，舒服不到24小时，新的问题就来了。这才是这次持续反复高烧的最终症结。听完医生的诊断，莞尔。听完我的转述，大多数人，莞尔。那是来自遥远童年的问候。只是我们没有想不到，我的童年用这样的方式向我做一次告白。
      发烧，梦魇，生不如死，难以下咽的中西结合。我沉甸甸的挺在床上，看着窗外的天光，忆起十二年前的冬天。也是这样每天满满一大瓶盖的各色药片，灌下去……生命总是存在这样相似的瞬间或轨迹。
      由于那个坐在昏暗药房里的老中医交代在症状消失之前，不能沾点滴荤腥的缘故，从发病之日起，我的一日三餐便是清粥配小磨香油拌萝卜干。截至今日，我已经吃了15顿的清粥和小磨香油拌萝卜干了。这段时间，我大概会吃这辈子最多的萝卜干。我家大人看着我双眼无神小脸蜡黄，哀怨的自语：“病成这样，得吃多少东西才能补回来……”
      唉，迟到的童年。这样不合适宜的出现最容易人财两失，元气大伤。